中国将在2012年第18届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上更换主要领导人。现有最高领导人中，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预期都将退休。大量新的面孔将进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谁是这些高级领导群体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新者的主要性格特征以及晋升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能否敏锐地预测可能的领导集体的阵容以及权力的派系分布？新一代领导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通过研究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62个省级负责人——党委书记和省长们——本文试图阐释上述及其他相关的问题。毫无疑问，今天的省级负责人中将会产生明日的国家决策者。我们可以合理预测，在这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今后，这些领导人中的一部分将会统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与美国一样，2012年对于中国的政治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自从197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每隔5年定期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大会一直是中国最高领导层更替的重大时刻。预期将于2012年秋季举行的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例外。国家最高决策群体政治局常委会的9名成员中有多达7人预期将会退休。在25人的政治局中，至少14名领导人将空出他们的位置以让位给更年轻的候选者。结果，2012年之后的新晋者将成为对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和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军事运作等方面负责的主要人物。

尽管北京领导人的大换班感觉仍很遥远，中国的政治家们却已经开始行动。当然，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中期选举。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角们，美国中期选举的实践仍是一个外国新事物，但正如“中期”在美国代表将要来临的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重要中间节点，中国的政治时钟也遵循着明显相似的节奏。在主要竞争者以及他们所在的派系之间，对于权力的激烈角逐至少在“领导权更替的重要年度”之前两年就已经升温。

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主要是中共最近制定的规则和标准的作用，要求高级官员（县长及以上）在获提升之前至少需要任职两年。想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新政治局的候选者们在当前及未来的数月中必须精明的卡位，在中央或省级领导层占据党和政府内的晋升阶梯。

因此，分析这些显要职位的在职者——尤其是在最近的洗牌中新获任命的——对于中国观察家们极有价值。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四个重要目标：1）揭示下届政治局可能的领导群体，包括常委会成员；2）展示新领导人的政治和职业个性，包括年轻一代中冉冉升起的新星；3）对18大之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派系权力平衡进行评估；4）预测新领导层之下的国家政治轨迹和政策导向。本文是关于中国政治家们在迈向2012年领导层更替过程中对权力的角逐专题系列的第一篇。本专题将考察若干最重要的官僚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主要国有企业（SOEs）以及军队。第一篇文章聚焦于现有的62个省级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和省长（或市长）——他们分属于31个省级行政区。3文章对62个省级领导人的简历背景、教育资质、职业生涯以及政治网络或者说派系身份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经验分析。除了部分与他们的派系渊源和家庭背景有关的信息之外——这些信息是基于作者的访谈和非官 方的中国媒体——，所有的数据都来源于官方新华社的网站。

这62个省级负责人或许是观察中国中期选举的最重要群体，因为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既是国家领导人的训练场，又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战场。省级层面的权力派系分配与在国家层面一样分明，因此值得我们注意。分清楚省级负责人的晋升途径，是通过共青团（胡锦涛的权力基地）、“太子党”（指那些有高干家庭背景的领导人），还是“上海帮”成员（曾是江泽民执掌上海时的手下的领导人们），是预测今后数年内中国政治版图的最佳途径之一。


省级领导层：中国最高领导层最关键的阶梯省级领导层：中国最高领导层最关键的阶梯

中国的省级负责人在当前国家治理中承担着巨大的政治比重，这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领导人治下的省或市都是大型社会经济体。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的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实际上，中国的省份在人口上超过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例如，中国人口最多的5个省：河南、山东、四川、广东和江苏，人口超过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5河南省现在拥有9970万人，预计在2010年7月超过1亿。6除了中国，世界上只有10个其他国家的人口超过1亿。7这些省份的经济意义也很重要。例如，广东省总的GDP已经超过“东亚四小龙”中的三个：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广东省省长最近宣布该省的GDP将会在10年内超过另一个“小龙”，韩国。8中国的省级负责人们就像欧洲国家和东亚四小龙的领导人一样，持续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并且要应对艰巨的挑战，如失业、分配的公平、社会稳定、医疗卫生以及辖区内人们的福利需求。

其次，中国的省级领导高层本身就是一股政治力量，尤其是当省级政府拥有更多自治权限来推进他们的地区利益之时。尽管通常处在幕后，他们仍会时常参与政治网络、政策游说、在他们自己之间和中央权力之间建立联盟。过去15年间，中共最重要的两次政治清洗都发生在两位兼任省级负责人的政治局委员身上，并不是巧合。第一位是 1995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第二位是2006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近两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通过在省级层面上清除掉这两位强大的政治对手，以巩固他们的权力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最近，省和地方的 “驻京办”数量增长迅速，它们是中国以地区为基础的游说团体。2010年1月，中央政府发布新规，大量减少获准的代表地方利益的驻京办数量，并且要求对剩余的省/市级别的游说群体进行财务审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邓之后的中国，省级负责人的职位一直是通向国家领导层位置最关键的阶梯。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中国最高级领导人，第三代的江泽民和朱镕基、第四代的胡锦涛和吴邦国、第五代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进入北京就任国家最为显要的领导职位之前，都曾担任省或市的党委书记。在现任的九大政治局常委中，除 总理温家宝之外，之前全都有省级负责人的经历。高级领导层中正在升起的6颗新星曾担任或现任省级负责人，他们都是属于政治局成员中的第五代。


图1表明，政治局中有省级负责人经历的成员显著增长，1992年为50％，1997年为59％，2002年为67％，2007则达到76％。对于文职领导人，省级负责人的经历几乎已经是入选政
治局的先决条件。




图1拥有省级负责人经历的政治局委员的增长来源：李成： “关键的进阶石：17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地方领导人代表”，《中国领导观察》，第23章（2008年冬季），第3页。

此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所有的省级负责人都自动成为候选人，通过投票获得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资格。11例如，当17届中央委员会在2007年成立时，31个省级行政区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全部在委员会中获得正式委员席位。尽管我们知道省级负责人可能很快提升到中央政府或者交换到其他省份，但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仍然严格执行这种安排模式。这种模式使省级负责人这个群体在200多个中央委员中占据的比重最大。表1列出17届中央委员会中现任的省级负责人状况。有6人是政治局成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41个省级负责人（占总数的 66%）是17届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12人（占19%）是候补委员。现有省级负责人95%都在17届中央委员会中任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位置更有利于谋求更高级的职位。




3个省级负责人没有进入17届中央委员会，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Bagatur，1955年生）、新任命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1952年生）、新任命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1951年生）。巴特尔现任17届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CCDI）委员，之前他是15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三人都有望成为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巴特尔的少数民族背景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使其在进一步的仕途晋升上更有优势。所有这些因素表明中国的省级负责人是重量的政治人物，在即将到来的18届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是国家领导人位置的有力争夺者。


18届党的代表大会预期领导层大规模更替

尽管中国政治体系的威权本质和一党专政，中共的领导层在过去三十年中却明显地具有较高的更替频率。事实相当明显，1982年12届中央委员会中新成员占60%， 1987年13届这一比率为68%，1992年的14届为57%，1997年的15届为63%， 2002年的16届为61%，2007年的17届为63%。平均更替率为62%。12根据现有中央委员的年龄分布和之前党的代表大会的更替率，我们可以粗略估计18届中央委员中的60%将会是新面孔。

在中国主流精英圈中，领导人的年龄是其未来政治前景最重要的指标。按照中共的规则和标准，某一级别的领导人年龄不能超过一个设定的限制。例如，所有省级负责人在到65岁时都被要求让位，只有那些年龄低于63岁的才会在一开始成为候任人选。在 2007年的17届党代会上，所有1940年之前出生的领导人，包括当时政治强人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1939年生），都不允许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任职。这些退休年龄限制不仅确保在领导人退休和推荐上的一致和公平，而且使中国政治精英更换速度相当迅速。对于外界的观察家们，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谁将会进入或者退出最高领导层 ——读懂北京的逻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具有挑战性。

表2（见下页）详细列出当前25个政治局成员在2012年的18大之后可能的仕途前景。考虑到上届党代会上允许的最早出生年限是1940年，对于即将到来的党代会当局将会选择1945年的年限。如果是这样，至少14个成员（占总数的56%）将会退休。在9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两人即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出生于1945年之后，因此将保持他们的席位。习和李被广泛认为是“双头继承模式”。其余7人（占总数的78%）都可能将席位留给更年轻的现任政治局委员，最有可能的是李源潮、王岐山、刘云山和张德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副总理王岐山现在分别负责党的人事和国家金融发展。负责两个关键领域已经使李和王的政治分量相当重要，他们预期将在今 后几年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副总理张德江已经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很有机会提升为常委。

在政治局16个非常委成员中，除了4人可能如上所述晋升为常委，至少7人将因为年龄限制而下台。其他官僚机构如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和军队中的重要领导人也将获得部分席位。例如，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书记处书记令计划极有可能在下届政治局中获得一个席位。作为胡锦涛的亲信，令甚至有可能提升为政治局常委，与2002年时发生在江泽民的亲信曾庆红身上的情况一样。13然而，现任的省级负责人们可能占据这14个公开席位中的绝大多数，包括3个常委会席位（如果政治局常委会仍然保留9人成员的话）。

当然，要说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这些单个竞争者的政治前景已经确定，还为时过早。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权力从胡温向习李的转移也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中国政治中也会有黑马出现，正如美国政治一样。然而，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多关注更广泛群体中的潜在权力竞争者，尤其是省级领导层中的升起的新星。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将到来的18届党代会的人事变动将标志着所谓第五代国家最高领导集体的全面掌权。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一再显示的，每一代领导人都将带来可以清楚感知的统治方式、不同的施政方法以及特殊的热点议题。了解中国未来第五代和第六代领导人的集体个性或代际特征，尤其是未来领导人最重要的补充来源——省级负责人们，是一个与找出最高领导层的有力竞争者同样重要的任务。







62个省级负责人的经验分析

性别、民族、年龄和出生地
表3（见下页）提供了这62个省级负责人资历信息的概况。不奇怪，其中只有一个女性，即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2009年11月被任命为这个职位。在过去的10年中情况相同，只有一个省级负责人的位置为女性占据。在2000年，蒙古族女性乌云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最近，宋秀岩曾任青海省省长，她现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孙春兰生于1950年，1969年参加工作时是辽宁鞍山一家手表厂的工人。她曾经担任中国共青团的基层干部、厂长、厂党委书记，在省市两级的妇联中都担任过主席。从2001年到2005年她担任大连市委书记，2005-2009年担任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孙从 1997年的15大即进入中央委员会，是17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的官方媒体最近将孙比作中国领导层中的又一个“吴仪”。14她是下届政治局委员少有的女性候选人之一。15其他可能与之竞争的女性领导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宋秀岩（1955年生）、监察部部长马馼（1948年生）、司法部部长吴爱英（1951年生）以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1957年生）。

6个省级负责人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包括中国全部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席：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回族，1957年生）、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壮族、1954年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蒙古族）、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1961年生）以及新近任命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藏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2002年由全国人大修订，特别规定所有民族自治区域的地方政府的高级职位应当主要由具有同一少数民族背景的合法公民担任。16只有一个少数民族领导人担任省的党委书记，即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回族，生于1946年）。尽管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都由少数民族领导人担任主席职务，但毫无例外汉族领导人占据着这些区的党委书记职务。

表3 省级负责人的简历背景（截止到2010年2月）




副总理回良玉（回族，1944年生）是现有政治局委员中唯一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由于年龄关系他预计将下台。几乎可以肯定至少会有一个少数民族进入下届政治局。候选者包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蒙古族，1953年生）、全国工商联党委书记和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朝鲜族，1952年生）以及上面提到的巴特尔、马飚和王正伟。

表3说明只有两个省级负责人已经超过这个级别领导人的退休年龄。他们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1942年生）和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1944年生）。他们俩都是现任政治局委员，预计在2012年将会退休。一些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省级负责人仍旧有在下届政治局中获得一个席位的机会，但大多数都会在其后的数年中退休。其中有部分人预计将很快空出省级负责人的职位，包括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1945年生），宁夏区党委书记陈建国（1945年生），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1945年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1946年生），海南省委书记卫留（1946年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1946年生），福建省省长黄小晶（1946年生），以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1946年生）。


35个省级负责人（占总数的56.5%）出生于1950年代，因此还将在很多年内保持他们的职位，还有可能晋升。表4列出了现有省级负责人的任期长短。根据中共的规定，每个领导人在同一职位上只能有2个5年任期。只有一个领导人，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政治局委员），不符合这个条件，他从1995年担任现职至今。很显然中央当局开此例外是为控制民族紧张日益加剧的地区的需要。50个省级负责人（81%）是

在2006年之后获任现职务的，仍在他们的第一个5年任期之内。由表中明显可见省级负责人的更替之迅速。




4个领导人生于1960年代：内蒙古党委书记胡春华（1963年生）、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1963年生）、湖南省省长周强（1960年生）以及前面提到的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他们属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代领导层。在17届中央委员会的371名成员中（包括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25人（6.7%）生于1960年代。他们当中，只有4人为正式委员（胡春华、孙政才、周强以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他们相对年轻的年龄和在关键领导层的经历使他们在未来的领导人竞争中极具竞争力。

表3列出了中国现任省级负责人出生地最为集中的6个省份。约58%的领导人出生于这6个省，约40%出生于东部的4个省（山东、浙江、江苏和安徽）。在中国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8个市级负责人中，7个出生于华东地区。这个发现印证了近期若干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出生于华东地区尤其是山东、江苏和浙江的精英们的超额代表地位。17而且，2012之后高层职位的竞争者中，占有先机的若干人都出生于安徽（也是胡锦涛、吴邦国和李克强的出生省），这些人包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955年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1953年生）以及辽宁省委书记王珉（1950年生）。

表5提供了从2003至2010年这62位省级负责人在地域上的晋升模式。在同一个省份晋升的省级负责人数量从2003年的38人（61%）减少到2010年的28人（45%）。现在更多的领导人转而从其他省份或者中央政府中提拔。本文作者关于同一时期省级

负责人出生地和工作地相关性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在出生地所在省担任省级负责人的数量从2003年的18人（29%）减少到2010年的11人（18%）。然而，有一点相当有趣，两个山东本地人姜异康（1953年生）和姜大明（1953年生）担任着本省的负责人。




教育背景

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人的主要区别是他们的教育背景。第四代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研究生教育，1940年代出生的领导人大部分接受的是文革之前工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第5代领导人很多接受过研究生教育，通常是在职教育，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的学业领域相当分散，很多人学习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或者法学。在62个省级负责人中这个新的趋势十分明显。表6说明在2001年有40个领导人（64.5%）拥有高级学位，只有8个省级负责人（13%）参加过研究生教育（通常获得硕士学位）。18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有8人拥有博士学位，包括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1952年生）、陕西省省长袁纯清（1952年生）、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年生）、新任命的青海省省长骆惠宁（1954年生）以及上面提及的王珉和孙政才。










有一点很重要，这些省级负责人获得的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大部分是在职的，很多人事实上是在中央党校获得的高级学位。近年来全国上下都强烈批评这种“假学历”。近来中国官方媒体呼吁官员们做到“学历清清白白”。19中国媒体也曾报道说某些高级官员甚至是从一些被批评为“国外冒牌大学”获得他们的“高级学位”。据说，这些“高级学位”资格，比如EMBA，是不被美国教育部承认的。 20近期被控腐败而遭清洗的两个高级官员，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和文化部前副部长于幼军都是从此类途径获得他们的学位。

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例如，王珉于1983-1985年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全日制）。王也曾在1987-1989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作访问学者。在62个省级负责人中，只有3人（其中包括王珉）据称曾在海外学习。其余两人包括：专业为经济管理的巴特尔1989-1990年在东京做访问学者，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曾参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未来领导人培训计划。没有人获得过海外的学位。

表6也显示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党务是列表中最常出现的学术领域。33个省级负责人（53%）毕业于这些专业，15人（24%）专业为工科。与此对照的是，在2001年，39个省级负责人（63%）接受的是工科教育，只有6人（9.7%）学习的是经济学、政治学或者党务。21图2（见下页）显示出从1982年至2010年技术官僚（接受工科或者自然科学教育）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显著增长。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内经历了“技术官僚接班”过程。在1982年，技术官僚——拥有大学水平技术教育的干部——在中央委员会中只占2%，但到1987年他们飙升到25%。到1997年他们占据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半多。222002年当选的9大政治局常委都曾经是工程师，包括最高级的三位领导人，总书记江泽民（电子工程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土木工程师）以及总理朱镕基（电子工程师）。现任的三位最高领导人也是如此：胡锦涛（水利工程师）、吴邦国（电子工程师）、温家宝（地质工程师）。这一时期，在省级的党委书记和省长当中技术官僚的占比也迅速增长。近期省级负责人中技术官僚的减少说明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统治时代将要终结。下届政治局中，成员的学科领域可能会更为分散。

图2 技术官僚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比重变化


职业道路、领导经历和政治派别


绝大多数现任省级负责人属于所谓失落的一代，这一代人在文革（1966-1976）中度过他们的成长时期，失去了获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反，很多人成为“下乡青年”，青少年时代就被从城市派往通常很遥远的乡村，在多年甚至整整10年里从事着体力劳动。23个省级负责人（37%）——包括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海南省省长罗保铭（1952年生）以及上海市市长韩正（1954年生）——都遭受这一命运。例如，新任命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1952年生于浙江省的慈溪市，但早年在偏远的黑龙江省度过了13年的光阴，其中包括4年的农场劳动。

多个省级负责人来自农民家庭。例如，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年出生于浙江省象山的农村区，他最初的政治晋升是在当地的一个人民公社。与此类似，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是17岁时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作为放牧人开始其职业生涯。很多省级负责人即使没有下乡青年经历，也在生涯早期有过底层的工作经历。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1950年生）曾是码头工人；山西省省长王君（1952年生）曾是煤矿工人；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曾是钢铁厂工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是化工厂工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1951年生）曾是化肥厂工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是食品加工厂工人。

多个省级负责人开始职业经历时是士兵，包括青海省委书记强卫（1953年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江苏省省长罗志军（1951年生）、宁夏自治区委书记陈建国和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

文革所造成的特殊生活经历对每一个领导人都有着持久的影响，并且整体上对第五代有一种独特的集体冲击。这一代的成员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不同，文革开始之时后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应当提到，基于青春期的经验，第五代领导人整体上与未来的第六代领导人有深刻的差异。后一个群体是在一个物质上丰富的时期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很少需要面对前一代人遇到的苦难和挫折。也有迹象表明第五代的艰苦和贫贱的经历使其成员培养出有价值的个性，如坚忍、适应性强和谦虚。正如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我只是成千上万个下乡青年中的一员，我和我的下乡青年伙伴之间没有多少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我足够幸运，抓住了给予我的机会。”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31个现任省长和市长的研究，显示这些领导人中有77%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是下乡青年、工厂工人或士兵——几乎没有白领职员。24他们参加中国共党的平均年龄是23岁，开始担任政府官员工作时平均29岁，升到省长职位时平均54岁，现在平均年龄57岁。这个报告强调，平均而言，这些领导人在担任省长之前都有25年的领导经验。

表7（见下页）列出31个现任省长/市长的主要工作经历。根据他们的官方简历，作者将他们的经历按9个功能区域分类：农村工作、工业工作、外贸、金融、中共组织（人事）工作、宣传、学术研究、秘书经历（包括担任个人助理、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以及共青团官员经历。这个表格显示，这些领导人中几乎一半都有过农村工作的经历，作为县长负责农业事务但只有五分之一有工业工作经历，任职厂长或者市/省属机关中工业局的局长。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外贸的管理经验。只有两个领导人，即上海市市长韩正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经负责融事务。只有一个领导人，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拥有学术领域的领导经验。他从1982-1991年是广西政府所属的计划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和副所长，1991-1994年是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主任，其后被任命为广西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上述的省长们几乎有一半曾任职党的组织部或宣传部部长（在县、市或省级的领导层中）。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有多达21个省长们（68%）曾有过秘书的工作经验，这个统计数字反映出庇护关系在中国精英选拔中的重要角色。某些人职业生涯初期是做前任高级官员的个人助理例如湖北省长李鸿忠就是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秘书。湖南省长周强曾经是前司法部长肖扬的秘书。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省长蒋巨峰职业生涯初期都是所在省级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刘在安徽，蒋在浙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升官之路几乎完全是秘书工作。生涯早期做秘工作多年以后，姜1988年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从1995年到200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其后被任命为重庆市委副书记。

表7也显示，16个省长（52%）有过县级领导层以上中国共青团官员的经历。那些从共青团内获得升迁和1980年代早期直接在胡锦涛手下担任共青团省和国家级领导的人通常被称为“团派”（共青团派系）。本研究也考察了那些1993-1998年间当李克强负责中国共青团之时，担任团的省和国家级领导职位的那些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并不是所有这16个有过共青团领导经验的省长们都应被划分为“团派”。有些人从未在担任过共青团省或国家级的领导职位，因而并不符合。上海市市长韩正尽管曾担任上海市团委书记，但并不属于“团派”，他升迁主要是由于和上海帮的关系。

然而，这些有共青团经验的省长中，有13人确实属于团派成员。表8（见下页）表明，省级负责人中属于团派的数量，2003年为6人（9.7%），到2005年增加到13人（21%），到2010年增加到21人（33.9%）。团派成员大量占据省级领导层并不令人惊讶。在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中，86个领导人（23%），包括正式委员和替补委员，可以被确认为团派。本研究认为胡锦涛和李克强的追随者可能将继续在下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占据很大一部分席位。

当然，现在及18大之后，团派领导人无论在省级或国家领导层中都无法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其他最高级领导人（前任或现任）的亲信们也在省级领导层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被公认是江泽民的亲信。新任命的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被认为是贾庆林和曾庆红的亲信。具有高干家庭背景的“太子党”领导人经常在省级管理层中与团派争夺重要的职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省级领导层中“太子党”利益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尽管“上海帮”的数量在省级领导人中非常小，有几个重要的职位仍被他们占据，如上海市市长韩正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太子党成员和上海帮成员通常在经济管理、外贸和金融方面有更丰富的管理经验。俞正声和薄熙来之前曾分别担任建设部部长和商务部部长。韩正和黄奇帆是省级最高领导人中少有的金融专家。他们这种难得的专业资格和领导才能将可使他们成为未来的领导层更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选。




2012年政治局席位的省级有力竞争者

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级别相同，但它们并不平等。某些行政区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比其他区承担更多的份量。对于62个省级负责人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权势，影响更大。通常，省委书记在图腾柱上的位置比省长高，担任政治局委员的6个省级负责人毫无疑问是当中最有权势的。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上一个十年加入进来的重庆——的市委书记按惯例在政治局中据有一席之地。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广东同样如此，现任省委书记汪洋和之前的三个前任——谢飞、李长春、张德江——在任职省委书记期间都进入了政治局。25在过去的20年间，这种情况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辽宁、河南、湖北、四川和新疆也在增加。例如，4个现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和王兆国——之前都曾担任福建省负责人。如果省级负责人职位是未来提拔的进阶石，在上述省或市任职基本上可以视为政治局委员的入场券。

表9（见下页）列出了这些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最有可能进入下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候选者。这份清单根据3个原则而提出：个人的年龄；他们现在任职的省市；他们基于当前中国领导政治权力平衡规则的派系归属。后邓时代的中国精英政治可以从广义上概括成两个主要联盟的争斗：“平民同盟”和“精英同盟”。26这两个联盟因其成员的家庭背景、职业道路、政治联系而有所区别。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陆对阵沿海），而且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国家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民粹主义联盟的核心是上面讨论过的团派，而精英主义联盟主要由太子党和上海帮成员组成。

在这13个领导人中，11人现任省（市）委书记，其余两人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和上海市市长韩正之前有过担任省或市委书记的经历。郭曾于2004-2007间年担任安徽省委书记，2000-2004年间担任西藏区委书记。韩曾在2006年末、2007年初担任过几个月的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在列出的13个人中，4个是现任政治局委员。汪洋、薄熙来和张高丽可能在新政治局中保留他们的席位。他们三人都拥有很好的机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由于汪洋年纪相对较轻，他将可能在2012年后担任两届任期的常委。这将有可能使汪在未来中国领导人排名中成为极少数最具政治份量的人物。

如果下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出生年份上限是1945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将能够保留他在下届政治局中的席位。考虑到他已经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他极有可能获得一个政治局常委席位。俞的老资格令他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人物，类似于15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李瑞环或者16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曾庆红。然而，由于俞潜藏的巨大权势，胡锦涛和其他现任的高层人物可能试图在18大上协谋让他退休。

胡春华和孙政才都生于1963年，他们被中国官方媒体广为报道，被视为所谓第六代领导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过去20年来，从1980年代末担任西藏共青团的高级官员开始，胡春华的晋升之路大部分应归功于胡锦涛的强力支持。媒体特别提到一个事实，胡春华能够说流利的藏语。27为与胡锦涛对胡春华的庇护相抗衡，贾庆林和曾庆红在孙政才的迅速提拔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看起来两个竞争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交易，让这两个更年轻的人进入新政易局。这不仅将保持派系的权力平衡，也可被视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延伸其连续性的集体努力。





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在国家两个最重要的省份担任一把手。两人都有丰富的中央政府内部的领导经验，他们都属于下届政治局候选人中的领先者。在过去的30年里，北京或上海的市长通常会进入政治局，有时甚至成为政治局常委。郭金龙在省级领导层的坚实经历以及韩正长期管理这个国家最大城市的经历都是他们非常有价值的资本。但他们要获得下届政治局的席位，今后两年内都需要转任各自城市的党委书记或者转到其他重要领导位置。卢展工、孙春兰和王珉都是与前面提到的胡春华、孙政才一起，在2009年11月获任现有职务。这一职务变动使他们在加速谋求政治局席位时占得先机。正如本文前已论及，在即将到来的政治角逐中，每个人都有他或她清晰的优势。


2012年中国领导层的主要竞争者已经开始进行个人的竞选活动（当然是以中国的方式）。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可能还没有显示出他们与前任有何不同，直到他们完全掌权以后。但是，已有迹象表明习和李都代表了新的领导方式，愿意寻求新的政策优先顺序。例如，在2010年春节期间，习通过短信息服务（SMS）发出一条文字信息，向中共近100万基层组织的官员们表达他“个人的”祝福，这是一种党的最高级领导人和地方官员交流的前所未有的方式。28同时，李也以其对新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医疗保健、可负担的住房等的强烈关注而引人瞩目，所有这四个问题10年前对于中国领导人都不是优先考虑之列。

汪洋和薄熙来都以敢言著称，人送绰号“两个大炮”。从200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开始，汪洋就一直提倡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并坚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个人发起了一波新的“思想解放”，要求地方官员克服意识形态和政治禁忌。在2008年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汪洋引用邓小平对经济改革面临的巨大困难的描述，说政治改革可能是一条“血路”。29年初，中国官方媒体广泛转载一篇网络流传的写汪洋的长文，该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所属的《大地》周刊。30这篇文章强调汪出身低微，更重要的是，该文重点提出是邓小平“发现”的汪洋，1992年邓视察安徽，遇到了

这个37岁的铜陵市委书记。文章引用邓的话说：“汪洋是个难得的人才。”文章结尾预测，作为一个拥有“鲜明的团系色彩”的政治局委员，未来汪洋将有更光明的政治前景。在中国的政治和媒体文化中，对一个省级负责人如此报道实属罕见。

薄熙来的“自我推销运动”（self-promotion campaign）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现在他以两个独特的行动而著称：“打黑唱红”。这个口号的上半部分指薄去年在重庆发起的一次警方严打运动，逮捕了他所说的“地下黑社会匪帮”，这些人通常有腐败的执法官员保护。在薄从辽宁带来的亲信（现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的帮助下，薄发动了这个城市的3万名警力，逮捕了许多“黑社会成员”和腐败官员。薄把前任公安局长（也曾任该市政府司法局长）送上审判庭。根据《重庆晚报》的消息，薄指示该市警察的目标是逮捕该市的大约9000名罪犯。

至于“唱红色歌曲”，薄要求重庆的官员和普通居民唱革命歌曲以振奋精神。正如很多国内外记者所看到的，这是薄熙来展示其太子党家谱的一种方法，使他成为他父亲那一代所建立的红色政权的理想的继承人。32同时，薄熙来向500万退休老干部、残疾老兵和城市贫民派发了总值6亿元的“红包”。33尽管有批评断定这些办法反映了薄熙来的“文革式的思想和行为”，薄却似乎在重庆公众中大受欢迎。在全国，薄的高调令他赢得了人民日报发起的2009年网络评选“年度人物”称号。34

然而，其他高层竞争者仍保留着一种更为传统的、不那么张扬的领导风格。例如，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最近对国外人士说，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风格，他的座右铭是：“多干事，少说话。”35上面讨论的所有这些行为——有些很新鲜，更多的很熟悉——反映了中国精英政治中的活力变化。

可能更“两党化”（bipartisan）的阶段。当一个新的领导层出现的时候，巨变似乎不可避免，上面描绘的省级领导人几乎肯定站在这些变化的最前沿。围绕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更替，总体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将对中共的派系动态造成的深刻影响，标志着2012年将可能是中国精英政治中极为有趣的年份。本专题关注通往18大道路上发生的政治角逐，后续的其他部分将考察一系列其他可能影响该事件结果的因素，并预测它可能会如何重新定位中国近期和长期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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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感谢李银生（
Yinsheng Li）的研究帮助，也感谢乔丹·李（Jordan Lee）和马修·普拉特金
（Matthew Platkin）就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提供的建议。
29.参加http://news.sohu.com/20080219/n255223638.shtml。
30.《大地周刊》2009年第23期，也可参见 http://news.hexun.vnet.cn/2010-01-02/
122228741.html。
31.《重庆晚报》，2010年1月16日。
32.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100195.html。
33.《世界日报》2010年1月8日，A12版。
34.《世界日报》，2010年1月3日，A2版。
35.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2010, p.230.